一位中文名叫“何伟”的美国人彼得·海斯勒(Peter Hessler),离开中国、离开成都、离开他十分留恋的四川大学,已快两年了。他热爱中国,喜欢跟中国的普通人交朋友——正如他要给自己取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“何伟”。当大多数美国人都只想关注国家领袖和各种重大事件时,他却试图引导美国人去了解到那些“不起眼”的中国人,努力想要美国读者明白中国并给予尊敬。
▌“意外”告别中国
2021年6月,有人爆料何伟即将离开川大,因为学校没有给他续签合约。而这是令所有人(包括何伟本人)始料未及的。因为按照以前和校方的约定,何伟在川大任职,并非“短期行为”。
随后,何伟委托好友何雨珈发表英文声明,对传言予以证实。声明说,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还能重新返回中国。无论如何,我们都在成都留下了极其美好愉快的回忆。”
何伟热爱中国,他在中国前后度过了十多年时光,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切,他也亲身参与了中美的友好交往,并且改善了美国大众对中国的看法。他被《华尔街日报》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。
他的即将离去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,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既是一种遗憾,也有一点惶恐。未来的世界,可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。作为亲身参与了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美国作家,他的著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。
何伟英文原名为Peter Hessler,1969年6月14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。他曾任《纽约客》驻北京记者,其代表作《江城》《奇石》《寻路中国》等等描写中国社会的名著,脍炙人口,影响了无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。人们称他是中国问题专家,是“比中国更懂中国的美国人”,他自己则说:“不做中国问题专家,只做一名想要理解中国的外国人。”这可能是他的作品那么感人的原因之一,他不是为了假扮上帝指点江山,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,而是忠实地记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,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,让读者自己主动思考。
何伟小时候对外国的事情不感兴趣,特别是中国,“如果那时候你问我,中国大陆和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分别,我觉得都是一样的。”何伟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,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因为他父亲在工作的时候也采访过好多人,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,很会讲故事,对什么人都感兴趣,不管是工人还是地位高的人,他父亲都跟他们交流。父亲是要提高他的观察力,小的时候他们总是这样做。而父亲这种习惯也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学的。他父亲是匹兹堡大学的博士,60年代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,学校里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,名字叫Peter New,这个人特别受学生爱戴,因为他是个观察力特别强、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。实际上何伟的英文名字Peter,也取自于这个Peter New。何伟小时候,Peter New在他家做客
Peter New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国人,他的汉语名字叫牛康民,在上海出生、长大,他高中时去了美国,在美国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。牛康民的嗓门洪亮,他很喜欢讲故事,他的幽默感特别好,他也是一个爱说话、爱观察的人,即便远离故土,他也能四处为家,这是何伟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。因为牛康民身高超过一米八,这使得何伟从小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,无所不能。因为何伟小时候没有看到其他中国人,就以为他就代表全中国了。“只要我听到‘上海’这个词”,何伟说,“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。”何伟开始慢慢对中国感兴趣,后来何伟发现牛康民的背景特别有意思:他的爷爷叫牛尚周,是1872年被清政府派去美国读书的,就是下面这张图里最右边的小孩。那时候清政府有一个工程,叫幼童留学计划,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。中国要发展,要向外国人学习,所以派了130多个小孩儿,去美国的名牌学校留学。牛尚周去的是埃克塞特,一个很有名的寄宿学校。他们大概是在美国待了可能接近15年的时候,然后要回中国帮助建设国家了,但那是在清朝末年,他们有好多问题,这个工程后来被停办了,所以他回到了上海。有人说,这个工程没有成功,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影响特别大。后来牛尚周的儿子牛惠生也去了国外学习,去了哈佛大学。然后牛惠生回了上海当医生,跟他的弟弟一起。他们在上海有一个私人医院。牛康民就是在父亲牛惠生的私人医院长大,在1985年,他突然去世。当时何伟只有16岁,那时对中国还不是很感兴趣,所以实际上他对何伟了解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,何伟也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。牛康民对何伟影响是间接的,他影响了何伟的父亲,何伟的父亲又影响何伟,而这件事的起点竟然是清朝幼童留学计划,最后何伟竟然也来到了中国,并记录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想实现却在当代才实现的发展之梦,历史的螺旋让人惊叹。前排中为牛惠生,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,摄于1932年
27岁时,何伟来到中国,并开始学习汉语。他开始发现,牛康民给他的影响特别大,因为Peter New是他父亲的老师,他的观察力和他的角度,对何伟特别有影响。牛康民的角度,不是简单的角度,不能说他的角度完全是美国的,或者完全是中国的,因为他有一些文化是中国来的,有一些是美国来的,所以何伟觉得他的思想比较灵活,比较有弹性。何伟刚到涪陵的时候,显得有点傻,因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。于是他开始学牛康民,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外国人。这是一个好处,他跟人采访,可以说:“对不起,我不懂啊,你可以再告诉我,你可以再说一下。”这很自然,在中国有好多人很有耐心,如果是个外国人,如果还是作家,他们就更有耐心。而且每一次他们回答,何伟可以发现新的东西,新的细节。何伟在中国比较喜欢采访的是农民,还有工人,比较普通的老百姓,因为他可以跟他们讲好长时间,他们很有耐心。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采访中,何伟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,慢慢地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涪陵,也爱上了中国。后来他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书,就是专门写涪陵,这本书就是著名的《江城》。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,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,不能创作。《江城》一经推出即获得“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”,在这本书里他写道:在这里,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,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,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......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,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。从地理和历史上看,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,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,又去往何处......
何伟去浙江采写《寻路中国》时,写了特别简单特别小的一个工厂,可能只有十几个工人。他去了好多次好多次,花了超过两年时间去研究这个小厂子。工人们有时候会问他:你还没有把文章写出来吗?我们是那么差的一个工厂,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感兴趣呢?他们可能想,他们是好差的一个工厂,何伟一趟趟跑来,是否也是一个好差的记者?但是他们对何伟还是很有耐心。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,有时候人们会担心何伟是一个(商业)间谍,是那些要做同样生意的竞争对手派来的。所以何伟也经常给他们一些证据,比如给他们看自己写的文章,或者一本什么书,在中国的网站等等。
从1996到2007年,这段时间何伟几乎都在中国生活,他在中国边走边看边写,从涪陵到北京,到浙江,再到更广袤的东北、西南,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。这些年也是中国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,那时,内陆城市的变化可能要比北京上海更大。
何伟也觉得在涪陵时自己的变化最大,他坦言“离开涪陵之后,自己就没有那么多变化了,也比较稳定了。”
谈到中国的未来,他说,“我喜欢的不是中国的未来,而是我看到的现在的中国,地方上的普通人的生活。”普通人,一直是他作品里的主角,他对政府这块领域不是很感兴趣,虽然偶尔也会写当地的一些干部是怎样的,比如涪陵的一些领导,但是并不涉及高层的领导。通过记录真实的中国乡村,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,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。而这其中他始终聚焦的,是中国最普通的人。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,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的侧脸。何伟在江上对一家人进行采访
何伟说,喜欢写一些让他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。最好让这些人足够舒适,自己只是观察,而不是互动和提出问题。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原汁原味的真实。何伟将镜头对准日常,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困境。他在公园、茶馆、面馆间游荡,认识了面馆老板、顾客、司机、小商小贩......他和这些社会上的人建立起亲密深厚的关系。他认识到,这些社会上的人需要运用自己的头脑、运气加努力赚钱,他们为的只是过上好日子。
通过何伟的文字,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见自己的国家,获得新奇又震撼的体验。他文学化的非虚构写作方式,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。2010年后,何伟曾举家移居埃及开罗。2019年8月,他又全家回到中国,搬至四川成都,并于同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,教授的内容就是非虚构写作,他想让更多人学会用真实而又有趣的文字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。可惜的是,还不到两年,这位原本打算在中国、在成都长期工作、生活的美国人,却突然间毫无征兆地失了业,进而不得不跟他热爱的中国“别了”……(本文根据相关报道整合编撰)在中国的十几年,何伟留下的除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回忆,还有他献给中国的作品——那些作品记录了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开放、文明和进步的岁月中的独特经历和感受。比如前面多次提到的《江城》《奇石》和《寻路中国》。
这三本书涉及的是关于中国的核心课题: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?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?
这三本书通过叙述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经历,描写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细节和意外,来向全世界展现改开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进步。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曾经这样评价道: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,是连一些中国的青年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对他的评价更高:毫无疑问,彼得·海勒斯(何伟的英文原名)是最关注现代中国的具有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......他对当代中国的描写,极富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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